音韵人生 静里乾坤——专访上海温州人才联谊会顾问潘悟云

音韵人生 静里乾坤
                          ——专访上海温州人才联谊会顾问潘悟云

    潘悟云，1943年生，温州瑞安人。中国语言学家，汉语音韵学专家，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古音“郑张潘体系”创立人之一。
    音韵学，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语音系统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问。音韵学家，需同时掌握语言、历史、地理、文学、考古、生理、数学、声学、计算机等全方位的学问。要成为一个音韵研究者，必定是个静得下心、守得住寂寞的人。
年逾古稀的潘悟云每天都伏案10个小时。与他聊天，他眉飞色舞的讲述中流露出的尽是对音韵学深深的热爱。

潘悟云

    书中自有黄金屋
    瑞安人潘悟云自出生起就命运多舛。
    抗日战争刚结束，潘悟云的父亲被乡里推举为代理乡长，负责收取胜利公债。因为不能完成任务，被国民党政府抓捕入狱，家破人亡，妹妹刚生下来就被送进育婴堂，没多久便夭折。好不容易盼到解放，噩梦并没有因此终结。因为做过7个月的代理乡长，他的父亲被扣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大帽。踌躇满志的潘悟云在高考前就被盖上了蓝色印戳——此人不宜高考录取。就这样，这个在学校里几乎每门功课都是全班第一的好学生，最终连一个最差的大学都读不上。
    命运不济，潘悟云并没有怨天尤人。“那就自学吧！”
    从高中毕业到考取复旦研究生，他在十八年的苦工生涯中完成了“我的大学”。他回忆起自己在造船厂船坞基建工地上，空担回来的路上背诵《楚辞》，在锅炉厂金工车间的地面上做完了高等数学习题集，在端面车床边上背《左传》，在钻床边上背《尔雅》。那几年，在知识的海洋中，他找不到方向，哲学、文学、美学、历史、地理、音乐等等，各种门类的书他全都看，相信总有一天会用到的。
    一直到1969年，潘悟云遇见了郑张尚芳，让他的人生出现了拐点。在语言学界郑张尚芳是个奇人，小学五年级就开始收集方言材料，二十几岁就受到吕叔湘、王力、李荣、王辅世、袁家骅等语言学大家的赏识与提携。当时，他在温州鱼械厂当磨工。有一天，他对潘悟云说：“吕叔湘先生借给我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后附的《方言字汇》我时刻要用到，你能不能帮我抄写下来？”。潘悟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帮他抄下来了。郑张尚芳很感动，对他说：“你是一个真正会做学问的人，能不能跟我研究音韵学？”潘悟云从此走上了音韵学与东亚语言比较之路。

    音韵里头有乾坤
    温州话是温州人特有的财富，做诗词学平仄。北方人可能花几年时间还学不会，温州人只要几分种就能搞定。因为这个重要的原因，温州话造就了一批语言学家。潘悟云当时就是通过温州话与中古音的语音对应关系，仅用一个星期就掌握了中古的声、韵、调，很快就步入了上古音研究的殿堂。
    因为汉语是东亚语言历史研究的关键，加上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语音研究特别困难，所以国内外许多语言学大师都纷纷投身其中。1926年，瑞典人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构拟成功汉语中古音，成了汉语史的奠基人。潘悟云和郑张尚芳对此都感慨万分，汉语是中国人的母语，汉语史的奠基人竟然会是一个外国人！既然中古音的研究已经由高本汉完成，中国人必须在上古音研究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否则中国人无以面对世界的学术界。从高本汉以后，国内外的音韵学家也确实都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上古音的研究上，例如美国的包拟古、白一平，法国的奥德里古尔、沙加尔，俄国的雅洪托夫、斯塔罗斯金，加拿大的蒲立本，中国的语言学家如李方桂、王力，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文革十年，郑张尚芳与潘悟云相互合作，历尽艰辛，终于建立了自己的上古音体系，国际汉学界号称Zhengzhang-Pan System，它与白一平与沙加尔的Baxter-Sagart System是当今国际汉语上古音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两大体系。
    当然，汉语音韵学的意义还远不止此。自从现代人来自非洲之说在国际学界日益得到赞同的背景下，东亚人群与东亚文明的来源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基因与语言都是人类身上的基本属性，现代人的基因从古代人的基因演化而来，现代人的语言也从古代人的语言演化而来，从它们的演化过程可以追溯人群与文明的来源及其传播、演化的历史。潘悟云目前正与复旦大学金力院士紧密合作，通过遗传学与语言学研究成果的互相印证，揭示东亚文明的来源之谜。
    这个历史的任务非常沉重。19世纪，几乎是欧洲的全部语言学家用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弄清印欧语的历史演变。东亚语言的历史研究刚起步，我们虽然不能再动用一个世纪的时间来研究东亚语言的历史。但是我们有幸碰上计算机时代。目前，潘悟云领导的研究团队正在着手建立国际上最大的东亚语言数据库，通过计算机的帮助，可以大大加快这个计划的完成。

记者与潘悟云

    “我为温商感到自豪”
    潘悟云不吝对温商的赞美之词，他认为温商是温州人的骄傲，必须从特定的文化角度看待它的产生及其意义。他特别谈到宋代永嘉学派与温商的历史联系。
    儒家在宋代有两个学派，一个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一个是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前者主张中央集权，后者主张地方分权；前者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后者主张功利；前者主张“重本抑末”，即重农轻商，后者则主张重工商；前者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后者主张通世变。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哲学面前，历史如果选择了永嘉学派的务实、人本、发展工商、重视功利，中国的发展就远远早于欧洲，但是中国的专制只能选择了朱熹。
    文革以后出现的温州模式，情况何其相似。并不是说温商是从永嘉学派那里学来的，他们只不过是温州文化的在不同时代的产物。宋代温州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为温州文化提供了发芽的土壤，出现了永嘉学派。一千多年后，结束文革，批判了两个凡是，实事求是向前看的政治环境，再次给温州文化提供了发芽的土壤，于是出现了温州模式。近几年温州的发展出现了麻烦，那是举国上下炒房产，搞金融，脱离实体经济造成的倒退。随着十八大以后改革开放的再深入，温州文化的务实、创新，一定会找到发展的新机遇，温商一定会再度辉煌。
    潘悟云说，很多人都认为温州人是东方的犹太人。商人与学人，是温州文化孕育出来的两朵并蒂花。犹太文化也有这两朵花，犹太商人以自己强大的财力支撑犹太的精英；犹太文化在全球获得的赞同，又为犹太商人争取到强大的商机。希望温州商人也能携手温州学人，共襄温州社会与文化的大发展。